贪污是腐败的核心，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。中国历史悠久，远在夏朝末年，贪贿风气已很严重。据《荀子·大略》记载，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，提问六件失政之事，三项便是贪贿问题。这是他鉴于夏朝由骄奢淫逸、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警惕的表现。可是，到了商末，恶名昭著的帝辛——也就是殷纣王，大肆聚敛，史书上说他“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而盈巨桥之粟。益收狗马奇物，充仞宫室”。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他建了很多离宫别馆，甚至建“酒池”、“肉林”，大肆挥霍。奸佞费仲、恶来也都是大贪污犯。文王被囚于监狱时，周人正是通过费仲，向纣王贿赂珍宝、美女、良马，博得纣王大悦，释放了文王。费仲与纣王的贪腐残暴，最终导致商王朝的灭亡。与其相类似的是，春秋时，吴国太宰受贿亡国，其教训也是广为人知的。被吴国打得“败鳞残甲满天飞”、“岌岌乎殆哉”的越国，“饰美女八人，纳之太宰”,并进而煽情说：“你若肯帮助，还有更美于此者。”帮助什么？求和也。这位贪官贪污了越国的八位美女，还等着笑纳更漂亮的越国小姐，便鼓其如簧之舌，说服吴王夫差许越求和，从而吞下了致命的苦果。

　　古汉语中有“贪墨”一词。墨，古义是不洁之称。历代贪官当然都是心黑如墨之徒。他们的贪婪峻刻、残民以逞，有时真出乎常人想象。据《五代史补》记载，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，贪暴至极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后调往他处，宋州百姓互相祝贺，说：“拔掉眼中钉了！”不料消息传到赵在礼的耳朵里，他向上司要求调回宋州后，每岁户口，不论主客，都征钱一千，名曰“拔钉钱”，致使宋州父老乡亲哭笑不得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有些贪官表面上一尘不染，实际上，就像鹭鸶一样，“飞来疑似鹤，下处却寻鱼”。明朝有个贪官便堪称典型，明明想大捞一把，却装成分文不取，刚一上任便煞有介事地向神发誓说：“左手要钱，烂了左手，右手要钱，烂了右手。”但不久，有人送来百金，他假惺惺地不收，说我对神发过誓。他的手下人当然知道这位顶头上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赶忙凑上去说：“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，便烂也只烂了袖子。”这个贪官立即采纳部下的建议，赶忙将银子装进袖里，从此来者不拒，照收不误。

　　某些贪官的胃口之大，伸手之勤之远之宽，用疯狂二字，也不足以形容。据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二《李义府传》记载，此人“貌状温恭，与人语必嬉怡微笑”，亦即不笑不开口者，但对那些稍微对他有点抵触情绪的人，便动辄加以打击、陷害，故当时人们说他“笑中有刀”，这便是成语“笑里藏刀”的由来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他当上宰相后，贪污受贿，卖官鬻爵，连其母、妻、诸子、女婿等，无不参与卖官，其门如市，倾动朝野，此“刀”何其毒也！但谁能想到，比这更毒的还有“四光”政策。不过，当时叫“四尽”，此人就是梁武帝时历任南谯、盱眙、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。他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说，我为郡，所谓四尽，水中鱼鳖尽，山中麞鹿尽，田中米谷尽，村里民庶尽。他娶了大小老婆一百多个，“不胜金翠，服玩车马，皆穷一时之绝”。（《梁书·鱼弘传》）

　　不过，这些贪官比起封建社会后期权倾朝野的大贪官——如明朝的刘瑾、严嵩、魏忠贤和清朝的和珅来，又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刘瑾被称为“立的皇帝”，其权势简直与皇帝并驾齐驱。百官见他不得不跪，有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，和同官某因公拜见刘瑾，刘瑾怒斥此人时，邵二泉竟吓得两腿发软，站立不住，尿都吓出来了。刘瑾垮台后，所抄家产的数字，据明代高岱《鸿猷录》记载，计：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，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，宝石两斗，金甲二，金钩三千，金银汤鼎五百，蟒衣四百七十袭，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，等等，数字之大，令人吃惊。但是，倘若您读一读《天水冰山录》，也就是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的抄家物资清单，更会大吃一惊！其中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；纯金器皿三千一百八十五件，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；金嵌珠宝器册共三百六十七件，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；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达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……真是令人眼花缭乱。至于明末恶名昭著的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，被崇祯皇帝扳倒后的抄家数字，崇祯皇帝虽然未予公布，但据有关史料记载，时人估计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”。至于和珅，因为电视剧的宣传，早已众所周知，他是清代第一大贪官。他靠机警干练、溜须拍马而赢得皇帝的宠爱。和珅很会聚敛财物，凡是有大小收入的机会，从不放过，还会巧立名目搜刮百官钱财。野史传闻他被抄家的财物，达白银八亿两以上，这无疑是夸大了。据当代史家研究，和珅除了珍藏的文物字画难以估算，其他财产，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。（冯佐哲：《和珅评传》第301页）这同样是个惊人的数字，难怪当时有人说他“富可敌国”。

　　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指出：“百官者虚名，而柄国者吏胥而已。”（《日知录·吏胥》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官是蟹壳，胥吏是蟹脚，没有蟹脚，岂能横行？吏治的好坏，不仅事关朝廷形象，甚至关系到王朝的兴亡。三国时东吴末年，吏治大坏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恨不得吴政权立刻垮台。故晋军伐吴时，孙吴军队一触即溃。晋人葛洪在总结吴国灭亡的教训时说，用者不贤，贤者不用，不开律令之篇卷，而窃大理之位；不识几案之所置，而处机要之职；不知五经之名目，而飨儒官之禄。（参见《抱朴子·吴失篇》）呜呼，吴国的官也吏也，竟一塌糊涂到这种地步，吴国又岂能不呜呼哀哉！就连一脑袋糨糊的昏君孙皓在临降前，也哀叹非粮不足，非城不固，兵将背战耳！（参见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皓传》）这是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最大的腐败乃吏治腐败，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。其实，早有史家指出，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，是亡于“刀笔之吏”，以后历代王朝的灭亡，都与此痼疾有关。明代胥吏多而滥，百姓饱受其苦，顾炎武曾痛斥曰“养百万虎狼于民间”。试想，有此百万虎狼在民间茹毛饮血，百姓又怎么能不在死亡线上呻吟、呼号与挣扎呢？

　　（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）